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偉大史家司馬遷——孫子吳起列傳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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偉大史家司馬遷——孫子吳起列傳(四)●王令樾 明倫月刊484期2018/5

史公評論,刻暴少恩

吳起這一生,一事緊接一事,如走馬燈般絢爛。當貧士未遇時,本性外露不掩飾,故行為猜忌殘忍,動輒以殺。其喜名位權勢,故有「不為卿相,不復入衛」的誓言,亦是貪欲的表現。

至其出將入相後,知道治理政事須為人表率,所以廉潔有為,力保節操;又與士卒共禍福榮辱而廉正公平,以得士卒效死之心。善於用兵又能治國佐君,自然有賢能的名聲。

可見吳起在不同時間、處境下,有不同作為,而得不同的評議。然而仔細觀其一生,在家有殺妻舉動,在衛有鄉黨的毀謗,在魯有魯人的厭惡、魯君的懷疑,與田文相較有自知弗如的感歎,公叔又設計驅逐加害,末了至楚,終被貴戚射死,凡此種種皆有其因,根本上論究,恐不是真正誠信廉絜仁愛之人,太史公稱吳起「刻暴少恩」應是最為簡明扼要。

當代有人作《史記選注》一書,其中表示司馬遷厭惡法家人物,故不喜歡吳起,而寫吳起殺妻求將等劣行,又說他刻暴少恩。這真是完全不解《史記》之價值,及司馬遷著書的精神。

班固曾說《史記》不溢美、不隱惡,可謂實錄。可見司馬遷《史記》為有功的文武大臣,及其他卓犖不凡、立名當代者立傳,使之流傳後世。其間沒有個人好惡,只有褒貶是非,司馬遷豈是以私心辨是非之人?

試觀吳起與士卒同衣食,分勞苦,吮卒之疽,其實純為將兵策略,不必然出於真情,故未發跡前有殘忍無情面目。南宋 呂祖謙曾說:「前之貪是貪財,後之與士卒同甘苦,乃是貪功名之心使之,其貪則一。今漁人以餌致魚,非是肯捨餌也,意在得魚也。」最足以說明吳起為何貪財貪功又刻暴,卻又廉平的矛盾行徑,就是不惜用餌釣魚的心態。

吳起建功在前,遭禍於後,兩相對照,生命堪憐。然而用法制而少恩惠,節約財源而擴張兵力,這顯然都是為了速見功效,而行使法家嚴刻少恩的方法。運用以武力征服天下的霸道思想,此與為政以仁,修政在德的儒道截然不同。

當年在魏國提出「在德不在險」一說,說明仁德之政,遠勝於山河之險,其後顯然棄之已遠。太史公引用常言:「能言之者,未必能行」,正說明吳起的另一缺失。可見知易行難,唯有知行合一方能成事。明朝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,從字面看就是理論與實踐結合,更貼近的說,是致良知並且要實踐,如此方能成事,而且是事半功倍。吳起一生或不被用,或被猜疑疏遠,或被追殺而死,不正在於前未有致良知的修為,後無實踐良知的作為,故雖是軍事、政治長才,最後仍不得善終,著實令人遺憾。

兵法多謀,應兼武德

善於兵法者,多善於權謀之計,不免用詐,時傷陰德,是以或有戰勝的功績,卻不免失了德性的端正。孫德謙《太史公書義法.雜志》曾分析太史公寫說士(遊說者)或武將,不能不言其謀略,而太史公深知以詐為謀的弊端,故闡揚儒德,期望兵家、謀士以修身為本,以謀策為用,如此可以少弊病多功績。

因此司馬遷於褒揚武將功績之餘,總強調武德,而在《史記.太史公自序》說到:若非具備信廉仁勇的德性,不能將習兵論劍與軍武道理相符;若作到武功與道理相符,則對內可以修身,對外可以應變,君子認為這就是武德。今以此檢視諸人,龐涓、吳起雖能習兵,但不能說是兼備武德,故當生有陰禍也是可了解的。

吳起對魏君、楚王皆盡心力,卻是得到被迫離去或被殺的下場,是咎由自取?抑或際遇不幸?或可與晁錯生平同觀其中道理。也或許應是用謀設計、急功近利者所當深思並引以為戒的事。

太史公 司馬遷在這樣的人事價值觀下,作此傳不作讚賞,不視其為英雄,也無直接的批判,而是在彼等戲劇化的人生中,對這樣有才能卻無修為的人,賦以無限惋惜慨歎,並且以君子脩身治國之道深蘊其間,耐人咀嚼其綿永的韻味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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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:2018/6/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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