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倫讀書會

＊人文心中華情世界觀科技腦＊第 230期 97 年5月21日

四川大地震特別報導(二)

歷史視野中的四川大地震 錢鋼　　錄自香港明報

在二〇〇五年發生南亞特大地震海嘯次年，二〇〇六年，《唐山大地震》重版。我在新版序言裏寫道：「本書所記錄的歷史，時而被人淡忘，時而又被突然提起。被淡忘的日子，它本該被記憶；而突然被提起，卻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時」。二〇〇八年，這話不幸又一次成為事實。

今天，距唐山大地震發生三十二年之後，它來了。四川八級大地震造成破壞的面積高達十萬平方公里，是唐山地震二點六萬平方公里的近四倍，死亡人數尚未確切統計。它發生在群山深壑，實際上是由一個強烈地震、多個強餘震和廣袤地域的山體滑坡、泥石流等嚴重地質災害疊加的巨災。考慮到三十多年來社會經濟的發展，人民財富的增長，重建的成本，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會達天文數字。它無疑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的一次重大歷史事件。

面對困境，我們別無選擇。對大自然的脈動與無常，作為它的子民––人類，我們惟一能做的是全然接受。它是學習，是課程，讓我們學習愛、無奈、悲傷，學習直面自己、他人、社會，以及整個自然與宇宙；是更新，除了被毀掉的物質，還有我們的心理與精神。它是人類成長躲不開的大考。它以特別的方式，揭去所有的遮蔽、文飾，裸露出一切真實。它讓我們看到自己的真相，美，又那麼脆弱；它檢測出我們今天真實的社會形態：高度、重量，以及品質。

我不願輕率地說什麼「多難興邦」。中國曆史，亦災難歷史。自然災害與社會進步，沒有必然的聯繫。從五月十二日晚開始，我一直在看電視直播。看到災區的資訊源源不斷即時報來，聽到從總理身邊傳來的災民哭聲未經刪除播出，社會的演進令我動容。災難不會自然帶來社會的進步。但如果一個社會，儘管沉重的歷史未及完全清理，卻已有救贖之心；儘管前進的步履時疾時徐，卻已走入向善的道路；那麼，災難，就是「新民」與「興邦」的契機！

現代社會，利益分化，價值多元。個體越來越強大，越來越自主。但人與人之間，也有越來越多的隔膜、差異和衝突。巨災突降，人類的悲憫在刹那間被點燃，並頃刻燎原。如此多的志願者，如此多的自購機票飛赴四川的個體援兵，如此熾烈的捐款行動，這一切，讓人們清清楚楚看到人世間的「最大公約數」。絕境相助，全民的同情心、公德心、自治力，迅速生長。是的，這就是「新民」。社會的能量在民間，在救死扶傷的行動中發育壯大的公民社會，不只是救災的生力軍，更是國家民族更生自新的驅動器。

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，可以一言概括：「人」的回歸。「以人為本」，是付出半個世紀沉重代價換來的興邦哲言。在滿目瘡痍的災場上，這四個字，成為維繫治國者與億萬蒼生的紐帶。因為「人」，傾舉國之力，實施歷史上空前規模的救災行動；因為「人」，搶救生命成為壓倒一切的要務；因為「人」，國際救援終於實現；也因為「人」，對資訊的管理方式，對人民知情權的體認，出現變化的跡象。災害殘酷無情，但抗災恰是對「以人為本」理念振聾發聵的宣示，使之迅疾抵達各級執政者之前。這是最苛刻的檢驗，也是萬不可錯失的機遇。救災持久戰中，會有失誤、矛盾、紊亂、與日俱增的不如人意。但我們的多難家邦，已經走上正確的軌道，背負著沉重的歷史，我們在艱難地向前邁進。且讓我們對決策者，監督，鼓勵，推動！

三十二年，進步顯見。我無意讚揚，我們理應有這樣的進步；衡之現代文明尺度，我們仍期進步更速。從歷史的視野看四川大地震，我們有理由期待一次壯麗的涅槃。在廢墟上，站立起嶄新的公民，嶄新的社會，嶄新的政府，嶄新的體制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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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四川地震談中國崛起 錄自聯合報╱社論２００８/０５/１４

無人知道地震何時發生，亦無人知道地震何處發生。例如，倘若此次四川大地震發生在半夜，不上班、不上課，死傷或許就不會如此慘重；再如，倘若此次地震的震央向東移幾百公里，三峽大壩親身面臨考驗，誰知後果如何？

談論一國的興衰，有國勢或國運之說。人事的努力與否，固然影響一國興衰；難知的世局變幻與莫測的大自然滄桑也能左右一國的起落。正當中國上下沉溺在迎接北京奧運的喜慶氛圍中，誰能料到西藏出事而致聖火一路遭到杯葛，誰又料到四川會發生如此災情慘重的大地震。

在中國「和平崛起」的進程中，不但雪災、地震非人力所能控制，連西藏是否出事亦不隨主政者的意志為轉移。因此，在具有「中國崛起」象徵意義的北京奧運即將開幕之際，發生了西藏事件與四川地震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反差，格外令人震撼，亦格外啟人深思。

「大災難」往往最能反映社會的承受力與政府的應變力。紐奧良卡翠納颶風，與孟加拉水患的場景，災民的形貌，政府的動作，皆會給人留下不同的印象。如今，電視螢幕上不斷出現此次四川震災與唐山大地震的對照，相距三十二年的景觀卻是大相逕庭，亦與最近緬甸水災的景象不同。可見，任何國家皆不免遭逢天災地變，但其承受力及應變力則反映了災前積蓄的國力。

就此而言，唐山大地震完全封鎖了災情，而遲至三年後始發布死難二十四萬人的官方統計；與今日將災情呈現在電視上，隨時發表死傷統計相較，自是不可同日而語。從封鎖唐山大地震消息，到公開處理四川地震，呈現出中國的變化。

西藏事件對北京政權則相對棘手。地震的災情可以用統計數字呈現，西藏的社會裂痕卻無法丈量；嘗試開放境外媒體進入西藏，卻換來喇嘛公開向記者吐槽。倘若將中國開放震災資訊視為願意接受內外議論的考驗，則西藏事務之始終難以言說，卻顯示了尚未覓得能夠說服內外的解決方案。西藏事件的資訊管制，猶如唐山地震的處理方法；四川地震的資訊公開，則顯示民間的承受力與政府的應變力已達相當規格。準此以論，中共政權現行的種種政治控制，使得政府與民間皆受束縛綑綁，在未來「中國崛起」的道路上，恐須逐一加以解放。

華麗的奧運，未必是國家崛起的指標。世人對北京奧運場館如鳥巢及水立方等皆表讚嘆，但這卻不能化解有些國際輿論對西藏事件及人權問題的關切；相對而言，中共政權不能阻止地震發生，但處理震災的態度、方法與效率，卻是世人從災難中評量北京政府的指標。

二○○八年將是中國大陸刻骨銘心的一年。原以為北京奧運可使二○○八年成為「中國崛起」的紀元碑誌，誰料到竟有雪災、西藏事件及四川大地震接踵而至；北京當局如何解讀這個對比強烈的歷史弔詭，勢將影響「崛起之路」的前程。顯然，北京奧運尚難支撐「中國崛起」這面大旗，中共政權若無更高遠細膩的追求，恐怕難以實現此一夢想。

沿著一路遭受杯葛的奧運聖火路徑，探索震災區斷垣殘壁中發出的待援聲息；北京政府此時應當潛心觀察，仔細諦聽，深切回味這二○○八年刻骨銘心的歷史啟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