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公評論，刻暴少恩

吳起這一生，一事緊接一事，如走馬燈般絢爛。當貧士未遇時，本性外露不掩飾，故行為猜忌殘忍，動輒以殺。其喜名位權勢，故有「不為卿相，不復入衛」的誓言，亦是貪欲的表現。

至其出將入相後，知道治理政事須為人表率，所以廉潔有為，力保節操；又與士卒共禍福榮辱而廉正公平，以得士卒效死之心。善於用兵又能治國佐君，自然有賢能的名聲。

可見吳起在不同時間、處境下，有不同作為，而得不同的評議。然而仔細觀其一生，在家有殺妻舉動，在衛有鄉黨的毀謗，在魯有魯人的厭惡、魯君的懷疑，與田文相較有自知弗如的感歎，公叔又設計驅逐加害，末了至楚，終被貴戚射死，凡此種種皆有其因，根本上論究，恐不是真正誠信廉絜仁愛之人，太史公稱吳起「刻暴少恩」應是最為簡明扼要。

當代有人作《史記選注》一書，其中表示司馬遷厭惡法家人物，故不喜歡吳起，而寫吳起殺妻求將等劣行，又說他刻暴少恩。這真是完全不解《史記》之價值，及司馬遷著書的精神。

班固曾說《史記》不溢美、不隱惡，可謂實錄。可見司馬遷《史記》為有功的文武大臣，及其他卓犖不凡、立名當代者立傳，使之流傳後世。其間沒有個人好惡，只有褒貶是非，司馬遷豈是以私心辨是非之人？

試觀吳起與士卒同衣食，分勞苦，吮卒之疽，其實純為將兵策略，不必然出於真情，故未發跡前有殘忍無情面目。南宋 呂祖謙曾說：「前之貪是貪財，後之與士卒同甘苦，乃是貪功名之心使之，其貪則一。今漁人以餌致魚，非是肯捨餌也，意在得魚也。」最足以說明吳起為何貪財貪功又刻暴，卻又廉平的矛盾行徑，就是不惜用餌釣魚的心態。

吳起建功在前，遭禍於後，兩相對照，生命堪憐。然而用法制而少恩惠，節約財源而擴張兵力，這顯然都是為了速見功效，而行使法家嚴刻少恩的方法。運用以武力征服天下的霸道思想，此與為政以仁，修政在德的儒道截然不同。

當年在魏國提出「在德不在險」一說，說明仁德之政，遠勝於山河之險，其後顯然棄之已遠。太史公引用常言：「能言之者，未必能行」，正說明吳起的另一缺失。可見知易行難，唯有知行合一方能成事。明朝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，從字面看就是理論與實踐結合，更貼近的說，是致良知並且要實踐，如此方能成事，而且是事半功倍。吳起一生或不被用，或被猜疑疏遠，或被追殺而死，不正在於前未有致良知的修為，後無實踐良知的作為，故雖是軍事、政治長才，最後仍不得善終，著實令人遺憾。

兵法多謀，應兼武德

善於兵法者，多善於權謀之計，不免用詐，時傷陰德，是以或有戰勝的功績，卻不免失了德性的端正。孫德謙《太史公書義法．雜志》曾分析太史公寫說士（遊說者）或武將，不能不言其謀略，而太史公深知以詐為謀的弊端，故闡揚儒德，期望兵家、謀士以修身為本，以謀策為用，如此可以少弊病多功績。

因此司馬遷於褒揚武將功績之餘，總強調武德，而在《史記．太史公自序》說到：若非具備信廉仁勇的德性，不能將習兵論劍與軍武道理相符；若作到武功與道理相符，則對內可以修身，對外可以應變，君子認為這就是武德。今以此檢視諸人，龐涓、吳起雖能習兵，但不能說是兼備武德，故當生有陰禍也是可了解的。

吳起對魏君、楚王皆盡心力，卻是得到被迫離去或被殺的下場，是咎由自取？抑或際遇不幸？或可與晁錯生平同觀其中道理。也或許應是用謀設計、急功近利者所當深思並引以為戒的事。